中国政府的理念在人类所追求的高度上是毋庸置疑的。无论毛泽东、邓小平，或者第三代、第四代领导人，都坚持着这个人类的最高理想，我们把这种情况描述为一脉相承并且不断发展。为人民服务、四个现代化建设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，无不表明每届政府对于最高理想的坚定。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，而中国的每届领导人则提出了关于如何进一步接近共产主义的方法，而且所提出的方法是内容十分丰富的，同时又是具体的。
然而，中央政府的思想更多的是在于理念层面上的，这也是中央政府本身的职能之一。它的理念必须尽可能地高度概括，这是其威信和形象所在。（因为毕竟世界仍然处于国家的阶段。）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社会，社会则是由每个个体的生活、生产共同形成。中央政府可以整体把握，除此之外，任何一级政府都不能够如此，每一级都有其自身的系统，它必须立足于它那一级系统。如此一级一级往下分散，最后到达每一个体。于是，整个结构的样式就是一个倒的树状结构。而个体大部分在这个结构的最底层，是形成这个结构的基本单位。
现在要说的是，这个结构的发展壮大应该具备的条件。从着力方向上看，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。当然，这两个方向都必须，只是应该以哪个方向为主。从自然生理的角度看，两者谁更加可能？十分明显的是，自上而下时力量分散的，而自下而上是汇聚的。在严格的各司其职的前提下，自下而上显然更加有利于形成合力。而从政治素养层面来分析，则着力点在于这个合力的立足，即倒地一概是一个怎样的合力？毕竟，在政治素养上，常理是由上而下呈逐级递减的趋势。从而决定，在此一层面是自上而下的趋势。
自然生理与政治素养两者必须有机结合方能形成社会有机体。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既定的，自然生理对于每一个体最开始是自发的，这来自自然。而从自发到自觉则呈现多方向的趋势，任其自然必然是各自为政的分散。在此一层面，政治素养正好有其用武之地，自上而下是明确方向的最好选择。自上而下的潜移默化，这是黑格尔所说的“合理的自由”。形成的方向是粗放的，其中的个体仍然有很大的自由空间。正是这个体的自由空间形成社会有机体健康力量的条件，黑格尔称之为“个体的自由”。这份自由不仅应该得到保护，还必须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可见，“合理的自由”的确有利于迅速形成统一意志，并且在国家大事上充分发挥其效率。然而，自上而下的过程无论怎样的发展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粗放性，其结果便是社会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发展的滞后。立足于整体，我们又发现，造成这种滞后的原因也不是单方面的。社会毕竟是由基本的个体为单位构造的，自上而下的实践归根结底是由个体进行的，其行为的倾向性不可避免。既然个体的行为的倾向性的不可回避，则最为可行的手段只能是各倾向性之间的约束与限制。
现实的中国政府虽然存在着上述的滞后，但是其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为各个体倾向性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平台。政府的行为自然给个体带来了希望，而要让希望成为现实则在于个体如何自下而上地运用这个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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